1997年，世界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健康衡量体系——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不同于常规健康衡量指标如死亡率、疾病发病率等，全球疾病负担采用三个特别的指标，分别为生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s）、伤残年 (years of living with disability)与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oss year）。
首先是生命损失年，比如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6.9岁，那么研究人员便希望各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这样长寿。如果说生活在北京的某个人60岁就死亡了，那么就有26.9个生命损失年。第二个指标伤残年，比如说北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已经10年了，那么他对应的这个指标就是10年，目的是透过该指标找出导致人类死亡的原因以及造成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第三个指标伤残调整生命年，介于前两个指标之间，是对健康状况的综合衡量。
这种健康衡量体系如今被IHME采用。IHME成立于2007年，隶属于华盛顿大学，去年刚刚庆祝了十周年，主要资金来源是盖茨基金会的慷慨捐赠以及华盛顿州政府提供的资金。IHME的研究是为了解答如下三个问题，它们对于理解并改善当前人类健康状况至关重要：
· 全球最主要的健康问题有哪些？
· 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很好地解决？
· 如何才能最好地投入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改善健康？
IHME标志。全名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由比尔及梅琳达·基金会创立。
图片来源：http://www.healthdata.org/
精准公共卫生——IHME的本地疾病负担
精准公共卫生是指公共卫生解决方案可以並应该能够在社区层面进行设计、交付和评估。但为了给所在社区做出知情决定，卫生官员首先需要对当地健康状况有准确的估计。IHME的本地疾病负担就是精准公共卫生举措中的一种，能够对极小的地域范围进行健康结果估计。IHME估计以5x5千米的面积为单位，让决策者们能够针对社区调配资源，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措施。
为什么要开展小范围的疾病负担研究呢？
我们以尼日利亚的儿童发育迟缓情况为例。在更为富裕的南部地区，90%的儿童都没有这个问题，而在贫困的北部，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发育迟缓。显然尼日利亚南部和北部地区应该针对儿童发育迟缓状况制定不同的政策。同理，很多其他的疾病，也都应该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和干预措施，这就是IHME要在5x5公里这样的范围内开展疾病负担研究的原因，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率，提高健康平等，缩小各国之间的差距。
绘制地图需要很多的信息，所以IHME和盖茨基金会以及其他多方合作，希望能够整合全球在疾病、风险因素等方面的综合数据，并以此为基础绘制出5×5公里的高精准地图，包括整个区域内的所有风险因素和疾病信息，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等多种渠道把这些数据和信息传播给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以及捐赠机构等各方利益相关者。
然而IHME遇到的问题是，测量上有些地区的数据非常精确，有些地区则没有那么精确。例如，我们对于尼日利亚了解很多，但是对于中非我们的了解则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对于目前信息缺失的地区，IHME还要花费更多精力收集更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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